腳不沾泥的公園─寫在城市的邊緣

梁寶山

作者簡介:十份一藝術家。讀書人。也寫評論、報導。會做研究、上街、打坐、教書、服待其他藝術家和做飯。近期最常想起的動物,除了貓,就是海豚。

前言:

文道邀我為四城代表香港作個簡短的報告,題目是城市與自然。我在電話裡說,香港的文藝創作裡沒有鄉土,這回我們大概是要交白卷了!茂密的城市,像鋼根造成的森林─這是除了東西夾縫、文化沙漠、國際都會之外,我們經常用以褒貶香港的四字詞。我是生於七十年代的移民的第二代,自出娘胎呼吸的第一口空氣,已經混雜?工廠灰塵與氣味,鼻敏感像與生俱來的遺傳病。成長在移山填海的土地上─在新聞上看見奮不顧身要擠上春運火車的民工,和不畏車龍要從台北南下趕回老家的城市人─回鄉?對無家可歸的香港人來說,實在不可思議。

我記憶中的鄉土情懷,好像是到了七十年代城市民歌集中的《索罟灣》使嘎然而止。我們的鄉土情懷,不是過去式的(陳雲);就是入口的。前陣子在友儕間爭相轉介的幾只音樂CD,計有胡德夫的《勿勿》、周雲蓬的《沉默如迷的呼吸》和巴奈的《泥娃娃》。希望國內的朋友不要見怪,我喜歡台灣之甚,尤如心靈的家鄉,每年都會到這裡的山上安住一次。

香港真的沒有與自然、鄉土有關的文藝創作麼?我的搬家記,是一個被城市不斷向外推移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雖不停被體制與親友質疑我的決定,但同時卻發現越來越多的同道。這篇文章,是在被迫交卷的情況下,與幾位身邊友人的訪談以後寫成的。聊作一個開始。

訪問一:野草一般的隨意─ 一個人的田耕生活
訪問二:只要你夠慢─看蝴蝶的人─劉國亮

 


 

訪問一:
野草一般的隨意─ 一個人的田耕生活

空氣污染指數超標,在七月將盡的一個早上乘船到了坪洲。坪洲是在港島西南部,大嶼山東面的一個小島,從中環乘小輪船程約三十分至四十五分鐘。與較為知名的長洲一樣,坪洲曾經是繁盛的漁村和市集。八十年代漁業衰落,人口大量外移及老化。然而與其他離島不一樣的是,坪洲沒有大規模地轉營旅遊業,並由於市集街道規模較小,故此較為寧靜,原居民外移的同時,亦吸引了城市居民定居。1991年一群從市區搬落戶坪洲的年青人,組成了「綠衡者」,實驗有機耕作及持繼發展的社區經濟,但規模及成績有限。

知道sasa是因為朋友介紹,看過她的網站,覺得她做的小東西非常有趣。sasa比我長一歲,也是修著6mm的短髮、個子矮小、皮膚黝黑,是個非常爽朗瀟灑的女孩。她的網站是自家做的,網誌部份分成了獨居、睇戲、這城、遊走、農誌、找活等很多的門類,而在「我做」和「我賣」欄目內的「作品」雖然不多,但那些手作仔書套、布袋,沒什麼特別的技巧,只用粗線綉上零仃的小貓、小狗、樹枝、小鳥和各式各樣的小東西,都各有神氣,像是粗糙的速寫多於密密縫的女兒針黹,當中有些已售,有些還未做好。 網站上的照片,都是雙併的連著,有時是空鏡,有時是很微距的觀察(最記得有一張是浮在玻璃杯裡的螞蟻,手拉手圍成一圈!http://sasapark.net/write/write/2008/07/23/271/#comments)像有一答沒一答的對話。我問朋友,這是什麼人,她說,這是個非常低調的朋友。

用電郵相約好到坪洲探訪。船抵達以後才第一次在電話裡聽見沙的聲音。逕自走上山頭,迎來卻是為她守田的大妹和細妹。這麼友善的狗,我狐疑能怎樣看守著這個獨居在山上,看守著差不多3000多平方尺田地(與時代廣場地下廣場一樣)的獨居女孩。路過在門前乘涼的阿婆,與沙閒扯起來,遠眺阿婆的田地,井然有序,蕉與甘蔗長成一排,瓜果都乖乖的爬到籬笆上,水源取自村子在沒有自來水(政府水)年代開鑿的井─然後沙笑說自己的田地叫野草樂園,阿婆便嚷道:「你她能耕幾多才開幾多(的田)嘛!」

為什麼耕田?

離開水泥小徑,便是沙的樂園,野草果然及肩。月前的大雨把隱約的路沖了個稀巴爛,水沿著山邊、沿著屋子流下,非常充沛。房子臨近山邊高處,原來屬於姓鍾的村民。自建的房子,也如野草一般從一間變成兩間、從兩間又變成三、四、五間,曾經住著四、五個孩子和親戚,除了種田,還曾經是沙河粉的作坊。只是仔大女大以,田地房屋留沒用便都變賣。原來的屋主鍾伯搬到熱鬧的大街,與這個不屬於自己的新房客有傾有講。「綠衝者」曾經以這裡為會址和農場,然會務逐漸停頓,一年半前便由沙頂租下來。房子租金每月二千,農地一年一萬七千。比起新界北部的有機農田中地鶴壆要貴上許多倍(政府地是多百元田租)。沙搬到這裡來,是因為想日夜與田為伍。她說現時許多農友都像上班一樣每天從大埔、大圍坐車到鶴藪,而她想要的是生活,不是上班,所以千挑萬選才找上這塊能住人的田。

與我們經常聽到的有機農耕故事不一樣,沒有滿肚的牢騷、也沒有什麼偉論。沙沒有學過耕田,只是在到日本遊玩的時侯參加過WWOOF(World Wide Opportunities on Organic Farms),在三個月時間內服務過四個農場。沙在西環長大,也是很一般的城市人,在城市裡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間專門為有閒階層搞派對和活動的公司工作。每周五天半的工作,九點準時上班,但有派對的晚上凌晨三、四時才回到家,翌日老闆還是要員工九時上班。」苛克的待遇,把老闆與員工、員工與員工、員工與顧客的關係都在以怨補怨。沙不是怕工作辛苦,而是老闆的「心地唔好」,是會傳染的,她發覺自己的脾氣和心地也漸漸變差,便辭職不幹。

耕田能過活嗎?

辭掉工作,沙便想到在勞工處找「農夫」職位,輾轉下便摸到了綠衡者這裡來。跟人一起工作,各人種會執著自己的做事方式;而跟天工作,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刮風便刮風、下雨便下雨,沙反而覺得更加開心,並且學會了去除驕傲。她不認為這種生活有什麼特別,本來人人都可以過,只是這個城市沒有提供這個選擇。現時她的主要收入來源,主要靠每周一次的農墟,六、七個在船程只五分鐘的愉景灣的固定訂戶,和出租田地給假日一家大小來耕田的家庭。加上間中為人家寫網頁和零碎的freelance 工作,已足夠生活。

原來住上十幾人的大房子,只零零星星的在較乾爽的位置放了些生活所需,沒有拆開的膠箱雜物、電腦工作桌和衣車另置一室、睡床在樓上,掛了個蚊帳,窗戶便不要蚊紗了。反正一個人住,沒能打理的地方就閒著不管。夏日炎炎,是休耕的日子,就等天氣轉了才下種。沙帶我在田裡轉了一圈,翻好了的泥土還沒有下種,正在晒田;還未成熟的黃豆,正好養田;零零星星的香草,像紫穌、薄荷、東一棵西一棵;果樹─其餘的不太用打理,就隨它開花結果。沙的田跟她的房子一樣的隨意。

手藝從那裡學來?

就像沒有學過耕作一樣,唸工管的沙沒有學過針黹─有的,有的只是初中程度的家政課。 起初是因為朋友送了她一個從日本買來的書套。按照日本文庫大小的書套,骨子極了。於是她把書套翻開看清結構,然後照版煮碗,按著時報出版社的「藍小說」大小,做來套著村上春村(她強調是賴明珠譯的台版才像村上春樹!)在車上讀,免城市人白眼。沙自言自己是個頑固的人,車了又拆拆了又車,唔識做到識。書套起先是自用、然後是送朋友、後來才發展到放在網上讓人訂購。有一回給做成衣的妹妹的友人看見了,說你做個樣版給我拿回大陸找女工做,才12元一個,可以「搞大佢」。然沙的反應是反正人人都識做,為什麼要「搞大佢」呢?從防潮的儲物膠箱中,沙翻出了十多個布袋(http://sasapark.net/bag01.html ),不是沒有完成,只是還未湊夠26個字母。 比A4大一點的這些布袋,沙說正好要來袋圖書。 布是從深水埗的棚仔買回來的,她通常會用兩種布料拼在一起,袋邊的內沿加厚了,更加耐用。綉什麼公仔圖案她也沒有起稿,只是看看布、想想有什麼好配搭的。不合意的話拆了再綉。比起繪畫,她喜歡綉出來的線條,彎彎曲曲的真有趣味。


說......城市

她說,這個城市,她是討厭的。只是也沒有長時間住在另一個城市所以或者其實都一樣。這個城市,只提供一種生活方式─乘船到中環,不走進IFC便要走那條長天橋。偶爾外出吃飯,明明只是想要簡簡單單的一餸一飯,送來的永遠都多過需要的。她不反對新的建設,也知道只有城市,才為她帶來了上網的方便。她強調,能在城市生活是一種本領。有些朋友,晚上八點收工,跟朋友吃過飯吐吐苦水,或者蒲到三、四點,明天又一大早爬起床上班,只是自己做不到過沒有自己時間的生活。走在香港的街道上,本來是悠閒的步伐也會自然變得急促,老想推開礙著走路的其他人,就像傳染病。但新建的為什麼老是建的那麼醜?例如觀官,新的規劃,窮人根本無法繼續居住。無法改變,換來的是令人氣餒的無力感,越法難以令人留戀。 小販、街市、吸煙、公園中嬸嬸伯伯歌舞消遣在過度管治之下消聲匿跡,管治的人常彷彿都懷著強烈的惶恐,怕市民會做出甚麼,又或害怕在再上的怪他們做得不夠,因此半點「差遲」也容不下,只好愈管愈多,愈管愈緊。 這明明就是對市民的不信任,就跟一直拖延普選一樣。 鄉郊離島有容許「亂」的空間,也容許慢慢修正,人們之間有信任也有厭惡,而不至冷漠。 她認為城市發展,鄉郊自然在外,本來不必是非此即彼的:城市的快,鄉郊的不嫌慢、城市的嚴密,鄉郊的輕鬆、城市的潔癖,鄉郊的「納垢」(接納自然就是會有污垢的存在)─能不能互相包容,還要看城市有沒有這樣的量度。

小結:

瀏覽香港文學的書架,幾乎就只有城市一種處境─無論擁抱抑或嫌棄。就是想開創生天,卻還是必須保持著某種因方便要來的連繫。翻看沙自2006年6 月起的網誌,農耕逐漸取代城市。透過互聯網,沙與相識與不相識的友人保持著緊密的連繫。因為連繫,可以走的更達,城鄉之間,一種迷離的關係。

*子山公園 http://sasapark.net/


 

訪問二:
只要你夠慢─看蝴蝶的人─劉國亮

前言

認識劉國亮(Paul)是許多年前的事。那時還在唸大學,「扯衫尾」跟著唸歷史的姐夫參加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的考察團到廣州交流。交流團以年青學子為主,只見這位比我們成熟的團友總是拿著大相機,隨和又健談。多年之後,我一人搬到偏遠的小島居住,竟然在船上重遇這位過客─頭載cap帽,不是啡綠就是泥黃色的遠足衫褲,架著墨鏡─原來他搬來這島上差不多二十年。有時見他在船上向老人或船家討教本地和水上人習俗生活,總是聽的多,講的少,非常耐心。 村裡人提起他,總會說「那個影雀仔的」。

從觀察中學習

Paul的專業是生態攝影,在香港可說是絕無僅有。求學時期的他最喜愛生物與地理。所以除了生態,他早年還曾攀山涉水,拍攝中國的少數民族。而近年則轉移陣地,拍攝香港的民俗文化。 無論是生態還是民俗,同樣都是在消失之中的遺產(heritage)。

Paul的第一本生態攝影著作,是1995年出版的《蝴蝶野外手冊》。當時就連政府的漁農署(現稱漁護署)也還未有觀蝶的概念,比起台灣足足遲了二、三十年。古老的博物學方法,會把觀察對像變成標本,只要有了標本,才有學術發言權!他認為為了科學,少規模的捕殺無可厚非。 但當博物學變成大量業餘愛好者的興趣,再加上資本化運作,問題便出現了。 打開互聯網上的蝴蝶專賣店,世界各地的蝴蝶標本明碼實價盡現眼前,還有全球送貨服務。稀有物種變成炒賣對象。蝶迷為求心頭好,中間人便著農民搜求─如果某一品種只棲息在某一種樹木上,利之所在,農民便索性把大樹也砍了─然賺到的可能只是最終賣價的幾個巴仙。「興趣」群團的欲望,可以是大規模的生態災難。

傳統的蝴蝶攝影,不是把死了的標本拍攝成圖譜,便是把捕得的蝴蝶換在室內拍攝。 然「佈景板」往往只求美感,不理蝴蝶的生態特性,例如不論什麼品種,都以沒有花蜜的玫瑰為襯托。更不會拍攝成蟲以外的生命週期。而Paul之與蝴蝶結緣,則沿自遷入小島後的第一個居所。他在屋前屋後種了各式花卉,竟引來不同種類的蝴蝶在自家種值的花木上產卵。身為攝影師的他,便拿起相機就地取材,紀錄牠們由卵變蟲、由蟲變蝴的整個生命史。由最常見的散紋盛蛺蠂,到?蝶,他總共花了整整三年的工夫,紀結了總共?個品種。 蝴蝶雖小,但從個別物種的生態鏈,我們可以了解到生物與地理氣侯的關係和變化。例如在香港與福建常見的馬兜聆,......。問他拍攝在自然環境裡到處飛舞的蝴蝶有什麼竅門沒有─原來蝴蝶其實並不特別怕人,只要你行動緩慢一點,它們往往就會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飛過:「感覺最好的時刻是來和去都沒有打擾到它,而自己又做到野。」 他形容,以捕捉影象取代捕獵生命,攝影是與自然溝通的自學過程,從觀察和紀錄中建立知識,正是我們今日正規教育所欠奉的─我突然想起他經常夾在外衣口袋裡那本小小的紀事簿。

民俗攝影─倒置的觀察關係

早在改革開放不久,Paul已經到訪新彊、蒙古、貴州、雲南的小數民族。這二十多年來,他見證了小數民族文化的復興和再次消失。八十年代政治干擾消失、物質條件改善,而中國還未變成世界工廠,小數民族文化復興非常迅速。 但到了九十年代,小數民族的年青勞動人口大量移入城市,加上本土旅遊興旺,城市物質文明入侵,令民俗文化無以為繼。原有的手工藝就算「成功」轉型為旅遊商品,卻與原來的生活文化脫鉤。西裝、 膠鞋、城市名牌─小數民族中的女性現在偶爾還會穿著傳統服飾,但男性則十分抗拒。而依據漢族文化訂定的國定假期,令勞動人口無法回鄉參與傳統節日─待得這一代都告老歸田,原有的生活方式已盪然無存。

看他的民俗攝影,不是全副盛裝的人像,便是節慶、生活場景和山村風貌的紀實攝影。 Paul早年曾為歐洲的人文地理雜誌(如Geo)供稿,向世界讀者介紹中國小數民族。問他雜誌社選材會不會很異國情調:「小數民族本身對我來說都是exotic的。生於香港,我們看中國、看共產黨本身都已經是很exotic。反過來說,我們對小數民族感興趣,是因為漢族傳統─就以衣服為例,保留的甚少。民族文化的復興,並沒有在漢族大城市發生;亦可能只是我找不到。」Paul說,曾有老前輩看過他的作品後說:「你跟他(她)們的關係很好。」相比起外國攝影師,他與被攝者的距離無疑是短一點。然而不要忘記的是,當「我們」對「他(她)們」感到好奇的同時,在鏡頭背後的攝影師其實才是「外星人」。 在拍攝別人的文化,我們一般以為的觀察者與被觀察者的關係,其實是倒置過來的。一般來說,他會在當地盡量逗留長一點日子,雖然言語不通,他還是會等到村裡人不再視他為怪物,甚至視他為朋友的時侯才開始拍攝。 所以人像攝影所呈現出來的,其實就是被攝者與攝影師的關係。至於紀實作品,就一如拍攝蝴蝶一樣,希望盡量不要干擾人家的生活,亦希望人家不要轉過頭來看著他,介入了攝影。

紀錄消失中的遺產

Paul在盧鬚城的家附近租了一間人字頂老屋,屋內是他的畫廊,屋外側是他親手布置的蝴蝶園。能掛上作品的牆面都放滿了已經裝裱好的作品:「香港搞藝術真難,展覽完了東西不知應那裡放。」他更慨歎,攝影越來越難搞。 一方面是雜誌及出版社因為財政緊絀而不斷壓縮撥給攝影的資源及時間,能夠讓研究員與攝影師對同一個題材在不同季節、甚至每年跟進的已很少見。另一方面,數碼攝影技術距離成熟階段還很遠:「例如連除塵也還未做得好!而且數碼相機不是買來用二十年的東西.....往往兩三年之後便已經變得很古老,而且價錢很貴。開心的似乎只是廠商,不斷出產新model,就像小朋友用手機一樣,是另一種消費品而己。所以能推遲買就推遲買。」而數碼影像經過相機、螢幕、電腦排版、印刷菲林到最終的印刷品後......程序越多,色調就越容易走樣。所以他的作品都用正片(幻燈)拍攝,以保持原來色調,頂多在後期製作才數碼化。他相信,菲林經過了過百年的發展,技術已非常完滿,不容易被淘汰。

近年Paul已很少拍攝中國的小數民族,反而對本土傳統,尤其水上人的民俗文化更有興趣。香港的傳統民俗,原來比大陸更加豐富,只是同樣亦在迅速消失,尤其圍村與漁民社區。例如參與蒲台島的天后誕的花炮會,1980年還有60個,而近年則只剩下30個左右。而大澳人口全盛時期,每年會做六台地方戲,現在則只剩下三台左右。而政府的介入,只在把傳統民俗商業化、娛樂化、旅遊化,卻沒有從文化角度著手保育。那我問,攝影在這當中能起什麼作用?答案是:「無用。就像戰爭攝影一樣,唯一的作用是紀錄。讓以後的人知道,原來事情曾經是這樣的。」

後記:

可能是把女性主義讀過了頭,常常因為困惑於攝影的侵略性本質,拿起相機,鏡頭卻對人避之則吉。看見Paul的作品,只有羨慕的份兒。跟藝術一樣,說攝影完全沒有用處,其實也不盡然。Paul曾經拍攝影貴州的小數民族,那時不知道為什麼族人的牙齒總是黑色。時隔二十多年,宣明會到貴州救助氟中毒的居民,才知道那是因為當地自然環境含氟量過高所致─而他二十多年前拍下的照片,正好成為佐證,並被宣明會刊在籌款廣告上。攝影捕捉了事物?那間的狀態、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關係,也能轉移我們對人和事的佔有欲,砍少一棵樹、少捉一只蝴蝶,或許已是一種十分實在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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